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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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而宣传阐释好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核心在于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理论创新成果的集大成者，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盘，对非国际传播处于中国国际传播“先行军”“桥头堡”的重要战略位置。向非洲国家传播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非传统友谊的自然延续和传承，也是新时期中非现实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必然选择，对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推动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助力非洲谋求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时代语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方面，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斗争前所未有地激烈，西方国家凭借话语霸权对中国和平发展发起集中的意识形态攻势，以维护其国际舆论制高点，这种话语霸权和制度霸权在对非国际传播领域尤为凸显，不但干扰中非之间全方位的友好合作，也制约着非洲国家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另一方面，中非全面合作稳步推进，但因传统友谊呈现淡化趋势、经贸合作“走出去”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深度人文交流不足、新技术赋权下非洲声音多元化等，中非民间对抗性话语增多。这就迫切需要中非加强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等关键性问题的对话与交流，以新知识新理念更新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话语，从而不断筑牢中非政治互信的良好根基、丰富民心相通的时代内涵、弘扬来之不易的传统友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格局新变动、中非关系的发展新态势、新媒介技术的演变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对非传播好这一思想对中国、非洲乃至全球的重大意义。

1.“西强我弱”的对非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存在

当前西方媒体仍占据国际对非舆论场的主导地位，凭借其在内容、渠道、技术等方面的垄断形成了对非国际传播的话语霸权，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中国债务陷阱论”等负面言论构成对非国际舆论的底色，意图塑造中国在非的负面国家形象。在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中，“冲突框架”尤为凸显，集中体现在人权问题、能源矿产、中国商品、环境动物、劳资矛盾等议题中，其通过反复不断地曲解、抹黑、标签化中非关系，为国际受众建构了一个问题不断的中非关系形象。有国外学者认为，“发展伙伴”“经济竞争者”“殖民者”是西方媒体塑造中非关系的三种典型框架。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他塑”也影响了非洲媒体。虽然大多数非洲媒体能够客观报道中非关系及其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中国作为“经济强国”“非洲最大的合作伙伴”“朋友或伙伴式的中国”等的正面形象，但也有极少数媒体因误判中国经济实力、放大中非贸易问题等，对华存有误解甚至持否定态度，建构了“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形象。而中国媒体的对非国际传播存在官方色彩浓厚、市场化程度不足、话语生产主体单一、应急性话语居多、渠道建设不均衡等问题，这导致对非传播的落地效果欠佳，对非洲的影响较为有限。整体而言，面对西方的竞争性话语，中国对非国际传播应积极加强自身的对非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新话语突破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提升在非话语权，具有现实紧迫性。

2.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话语亟待更新

中非人民在共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结下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中非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尼雷尔、卡翁达等双方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的，是双方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中非主流媒体对传统友谊的报道逐渐式微，中非传统友谊出现被弱化、淡化的趋势，叠加西方媒体恶意炒作等人为因素，中非民间情绪出现波澜，不利于中非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也表明，中国的对非国际传播在继续坚持传统话语的同时，亟须探索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向非洲民众阐述好中国的“非洲观”“世界观”“中非友好合作观”，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疑虑。与时俱进的中非关系迫切呼唤着不断加强对非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中非经贸往来密切，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还不够，中非对话更多聚焦在经贸和外交领域，深层次的理念交流与治国理政经验互鉴亟待加强。非洲国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制度、执政理念、发展模式等关键性问题的了解渠道受限、了解程度不深，加之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可能存在一些误解与偏见。因此，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非国际传播，有助于增进非洲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的理解与认同，提升中国对非洲的制度和政党吸引力，更新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

3.非洲“向东看”破解发展难题已成共识和趋势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乃至最终消除贫困，一直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立以来，广大非洲国家一直在探索发展之路，但因其迷失在“西方”的药方里，无法谋得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似乎处于发展道路上“永远的十字路口”。时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非洲发展的自主性和一体化进程仍未取得明显成效，一些国家依然面临战争、冲突、贫困、饥荒、社会治理失效等多重挑战，仍未有效解决发展道路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的有识之士期望通过学习中国的治国理政、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经验，以实现非洲国家的发展，由此“向东看”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根据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19—2020年对非洲18个国家2.6万民众的最新调查数据，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认可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被问及适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模式时，虽然受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影响，有32%的受访者选择“美国”，但23%的非洲民众选择了“中国”，位居第二，11%的人选择“前殖民宗主国”和11%的人选择“南非”，6%的人选择其他国家。而受访者在对本国的外部影响者进行排名时，中国排名第一，5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占比高于认为美国对本国产生积极影响的58%，以及地区强国的49%。可见，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符合非洲各界的民心所向，因这一思想有助于非洲国家破解发展难题，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现代化理论，认识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并从以往因袭模仿他国发展道路而失败的经历中重拾信心，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世界向度亟须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包括非洲在内的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桎梏及其引发的全球治理困境，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与“新时代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影响力和感召力的迫切任务，为此，就需要跳出以往“中国特色”话语的单向度趋势，增进国际表达，拓展世界向度，以更好发挥引领时代前进的作用。加强对非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理论自觉与道路自信，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国际视野，推动呈现中国问题与非洲问题、中国向度与非洲向度的“双向互动”。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价值取向

话语体现了一定的立场和价值，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价值立场。离开了价值，话语就没有了基石，从这个意义上看，对非国际传播的价值取向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认同的最高形态是价值认同，对非传播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主题和内涵必须秉持特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既要超越西方媒体代表的“二元对立”“文明冲突”等狭隘的民族—国家价值取向，又要不同于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友谊论”“革命论”等传统情感价值取向，应具备彰显中非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价值特质。

1.超越西方对非国际传播的狭隘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话语中关于“传统—现代”“我们—他们”的二分法早已将制度裹挟到先进与落后的国际传播脉络之中，并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格局，在对非国际传播格局中同样如此。西方以“现代化”“先进文明”“普世价值”等论调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话语霸权与心理优越感，在其审视下的中国与非洲，作为“他者”与“失语者”长期被置于不利的地位。在资本主义扩张逻辑、逐利逻辑与国家主义的领土逻辑等共同作用下，以利益分割、权力获得、文明冲突等为内核形成了对非国际传播的竞争性与冲突性话语，彰显了西方对非国际传播的狭隘民族—国家价值取向。

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描述，基本上还秉持一种“文明—野蛮”的两分图式，鼓吹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有责任、有能力帮助非洲等落后国家摆脱“野蛮”状态，这种“文明开化使命”论调彰显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主导和实践中，非洲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陆，不仅被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西方判定为“传统与落后的大陆”，而且在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绞杀声中变成一个“失败的大陆”“无望的大陆”。西方媒体还否认非洲发展滞后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关，将非洲“现代化”探索的失败归咎于其自身，并鼓吹所谓“文明优劣论”和“种族优劣论”来贬低与矮化非洲。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也把中国看成国际体系中的“异类”，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扩张”等论调。在看待现实的中非关系时，西方国家也基于其固有的殖民思维定式和霸权逻辑历史惯性，胡乱臆测中国会走其殖民掠夺的老路，刻意夸大中非合作中的竞争性与冲突性，为维护其固有利益鼓噪“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中国债务陷阱论”等一系列负面言论。这种狭隘的二元对立、强调冲突的对非国际传播价值取向，无视世界的关联性与互惠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特性驱动下，无法获得趋向于善的内在伦理动力，因而很难从中非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文明互鉴的现实出发来对中非关系给予客观的报道与评价。

2.更新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价值取向

中非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与合作发展中，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厚友谊，这一传统友谊奠定了中非交往的根基，是双方最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由此，中国对非国际传播也形成了以“兄弟”“朋友”等情感为主导的传统价值取向，其基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中非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战斗友谊，落脚点在于中国对非援助及其基本原则，经典案例即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和中国援非医疗队等。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情感价值取向在今天的中非关系中仍然至关重要，但随着中非关系深入发展，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内涵也应随之更新，其价值取向应从情感主导向追求情感、责任、利益共享的多元化转换。

更新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价值取向，缘由有三：其一，中非关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中国基于意识形态和兄弟情谊对非开展无私援助的阶段，进入了情感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因此要求对非国际传播也随之转向。其二，非洲大陆所处的内外环境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奠定中非关系的非洲老一代领导人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转型、代际演变导致非洲年轻一代对中非友谊的集体记忆弱化、西方对中非关系的防范和干扰力度加大、新技术赋权非洲民众网络言论更加多元等，导致非洲民间对中非关系出现了多种声音。比如，一些非洲民众发出中非经贸不平等、中非合作以利益优先、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只为赚取“快钱”而不注重当地民生等质疑与批评之声。其三，这与中国国内的对非舆论也有所关联。随着代际演变，中非友好的历史和故事面临着“被失忆”“被遗忘”的危险，中国国内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乏从狭隘的“利我”视角来理解对非援助与中非合作的，因而在网络空间出现了批评中国对非“无偿援助”“重外轻内”“亏本买卖”“撒钱论”等的狭隘言论。这些言论无视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也是对长达数十年间中非互帮互助、风雨同舟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的遗忘与漠视。来自中非民间的这些声音都对中非传统友谊形成了挑战，也表明中非关系原有的政治资产和优势有逐步减弱的趋势，而人为造成的中非民间情绪对立有所滋长。因此，中国对非国际传播需要跳出单一的情感价值观，走向追求更加平衡、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以更好阐释新时代的中非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和非洲都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相互认知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

3.秉持“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取向

超越西方对非国际传播的价值取向，也不同于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情感价值取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应坚持一种全新的价值取向，应将中非命运共同体视为核心价值取向。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着眼中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顺应中非友好合作的时代潮流，提出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六个“共”，赋予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丰富的合作内涵、更加清晰的建设路径，应成为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与价值指引。

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明确了中非交往的价值认同，也构建了中非关系的新话语体系。中非命运共同体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从“我们—我们”思维出发的更为高级的至善性价值取向，打通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隔膜，追求的是中非乃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价值取向超越了西方对非国际传播中的二元对立、冲突与霸权等价值观，也扩展了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传统情感价值取向，更具开放性、共同性与可持续性。以此作为价值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传播，将打破中国对非国际传播中的“传者”本位，转向中非互为主体，从中非的互动性、互惠性来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真正追求中非的发展经验共享与文明交流互鉴，从而启发非洲国家谋求一条适合其自身的发展道路。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核心话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各个领域，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对非传播好这一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极富挑战性。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指引，推进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话语创新，就成为重中之重。中国对非国际传播要基于对非国际传播的历史叙事语境和国际话语场域，选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话语，在中非“共同经验范围”上进一步构建双方共享的新话语，以提升中国思想在非洲的竞争力，打破对非国际传播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具体来讲，要对非讲好如下话语。

1.以“中国之治”为代表的政治话语

当前多数非洲国家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不善、政治不稳定和持续的国家衰败，一些国家甚至爆发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积极探索符合非洲各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治理模式，强化政府与政党的执政能力，在此基础上实现非洲的稳定、发展与复兴，成为非洲国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之治”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优越性，吸引了全球各国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目光。近年来，非洲政治发展的自主性增强，使其对中国在政治理念和治理能力等方面有了更加强烈的合作诉求，中国政治制度成为非洲政治制度探索与改革的重要参照系之一，探寻“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成为非洲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中非治国理政的交流成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因此，对非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需要传播好以“中国之治”为代表的政治话语，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建设经验，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要介绍这些制度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的显著优势与丰富的实践成果，要分享在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复杂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之治”的应对之策，让非洲各国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其中，要重点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最宝贵经验，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2.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代表的发展话语

发展仍是困扰非洲国家的难题，非洲国家长期无法摆脱贫困陷阱，探索现代化之路也历经曲折。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重点地区。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非洲处于相似经济水平的中国，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就摆脱了贫困，并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间的发展经验正是渴望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的非洲国家最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的。因此，对非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加强与非洲国家分享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代表的发展话语，这也是对非国际传播最容易引起非洲国家认同的内容。发展话语主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中国脱贫等内容。特别是通过总结中国减贫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非洲国家具有极强的现实启发意义。中非在贫困人口、地理分布、致贫原因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应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重要突破口，而非洲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脱贫经验，推动中非在该领域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21年7月底，非洲10国驻华大使和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等非洲驻华外交官赴延安调研当地的脱贫情况。大使们一致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不仅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为非洲国家树立了学习的样板，希望非洲国家能够立足自身国情，充分学习中国在减贫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智慧，像中国一样实现脱贫，并且让世界享受非洲的发展成果。非洲国家的减贫与发展道路探索十分曲折，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多项结构调整计划与减贫战略文件，非洲国家都是积极参与者，但其减贫和发展目标仍未能实现。依据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消除贫困、不平等和饥饿是其优先领域，非洲国家有权自主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有权借鉴有助于非洲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非国际传播，将为非洲跳出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单选项”与贫困陷阱提供契机。

3.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代表的民生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诸多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相关的民生理念，如“必须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这些正是非洲国家想学习的法宝。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中央组织书记阿尔西多·恩戈尼亚所说：“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其他政党树立典范。”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人民利益，中国人民信任党、跟随党，这是中国战胜各种艰难挑战的重要法宝。因此，在向非洲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应创新传播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代表的民生话语，以鲜活的案例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脱贫攻坚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勇于追梦、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故事。其中，要特别关注非洲最需要解决的温饱、就业、健康、社会治理等民生问题，积极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助力非洲国家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4.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外交话语

中国和非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和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发展诉求，双方是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对国际秩序有着相似的构想。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重大外交新思想，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非的特殊历史联系和现实发展诉求，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正确义利观、“五不”原则等对非外交新理念，为新时期的中非关系指明了方向。对非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一方面，应着重传播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为代表的外交话语，因为这些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中国外交新思想和新理念，反映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下，中国如何回答“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非洲相处”“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中国与非洲未来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另一方面，还应对非讲好中非传统友谊的故事，阐释好中国对非合作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宣介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以唤醒中非“我们”共享的集体记忆，巩固深化中非传统友谊。对非传播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代表的外交话语，将切实回应非洲人民的关切与担忧，纠正非洲国家可能对中国存在的认知偏差，也是对西方炒作的各种负面言论的最有效回应。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策略创新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表明中国以一种更加开放、理性、自信的交流逻辑去看待自身与非洲乃至世界的关系与未来，愿意更加主动向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经验与方法论，这实际上重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性，也表明了中非携手摆脱资本主义霸权秩序、探索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努力。但面临着“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因互联网生态特性而正在发生巨变的全球传播场景、变化中的中非关系等态势，对非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面临重重挑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类传播资源，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对非传播战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策略创新。

1.构建对非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格局

当前，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主体还较为单一，主要以政府、政党和对非报道的官方媒体为主，而更为庞大的民间力量包括智库、学者、企业、民间组织、公众个体等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事实上，这些主体都应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讲述者，他们能从不同的叙事角度来呈现这一思想，展示不同视野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公众个体为例。小故事和大时代无法割裂，对中国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离不开对鲜活个体的围观聚焦。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是中非叙事中永远的主角，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亲历者与见证者。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而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这一切最有发言权。因此，对非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多发挥公众个体特别是在非工作、生活的中国民众的主动性，多向非洲传播中国老百姓的个体故事、家庭故事及相关的中非合作故事，这种讲述更有温度和人情味，也有助于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形象的“群像传播”。西方媒体正是通过群体归类法将中国在非形象描绘为“殖民者”“霸权者”的群体形象，故意忽略了在非的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中国个体故事，从而造成一些非洲普通民众对中国走进非洲的恐慌和抵触感。又如智库学者，可以从理论层面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容丰赡，思想成熟，系统完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因此，要发挥好智库学者在学术传播方面的作用，通过与非洲同行的理论研讨、合作研究、比较研究等，让非洲学界能够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与重大意义，从而以这一思想为核心逐步建立起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新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总之，在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中，应构建起“政府+媒体+智库+企业+公众个体”的多元传播主体格局，推进政府民间双向发力，充分调动不同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形成上下联动的对非传播态势，向非洲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2．打造对非国际传播的融合媒介平台

从20世纪50年代新华社分支进驻非洲，中国媒体以积极姿态走进遥远的非洲大陆，至今已形成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和以四达时代、传音等为代表的民营媒体相配合的多元化、立体化传播格局，影响力正在逐步形成。这些对非国际传播的媒体搭建了中非沟通的桥梁，增进了中非的相互理解，是非洲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主力军，但当前这些媒体特别是官方主流媒体对非国际传播的落地效果还有待增强，并且呈现较为分散的传播态势。而随着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在非洲的迅速发展，非洲大陆的媒介场景和非洲民众的接收习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根据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2021年对超过18个非洲国家的民众媒介接触习惯调查数据，虽然广播和电视仍然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分别有67%的受访者声称每周会收听几次广播，51%的受访者每周收看几次电视，但有35%和32%的受访者称从社交媒体与网络媒体获取信息，而这一数据相较于“非洲晴雨表”2014—2015年的调查数据已经翻倍。另据“互联网世界”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底，非洲的网民人数已超过5.9亿，互联网渗透率为43%，脸书用户已超过2.55亿。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其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8岁，可以预见其社交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增量空间巨大，当前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已经习惯使用新媒体去获取信息，参与政治事务讨论，由此他们也成为新媒介赋权下非洲大陆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决定着民间涉华舆论的走向。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应在考察非洲国家受众的新媒介接触习惯基础上，整合对非国际传播的各种媒介形态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非国际传播的融媒体旗舰平台。这一全媒体、智能化、立体化的传播平台，将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资源与内容共享，实现话语、叙事和新技术的充分融合，实现核心话语的新媒体文本创新，实现内容推送的多终端和高智能，真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传至非洲受众。

3．实施基于非洲国别研究的精准传播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精准传播是全媒体时代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传播针对性越强，效果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同样需要实施精准传播的策略，决不能将同一个方案应用于所有非洲国家、所有人群。实际上，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主体对非洲的认知存在泛化倾向，习惯于用一个整体的逻辑来看待非洲，忽视了54个非洲国家间的差异性，因而导致对非国际传播出现传播目标偏向宏观、受众画像偏向模糊、传播风格偏向粗放、落地效果偏向浅层等问题。非洲各国的人文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有所不同，非洲大陆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必须考虑非洲大陆的多样性，关照非洲每个国家的差异性，对其受众进行细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实施精准传播方略，以提升对非国际传播的效能。

精准传播的实施，首先需要有扎实的国别研究、受众研究作为支撑，要深入调研了解非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语言宗教习俗和受众接收特性，进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真正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一国一策”，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其次，需要继续实施对非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策略，包括在运营、语言、内容、人才等多个方面，特别是要高度重视语言本土化，尽量采用民间广泛使用的斯瓦希里语、祖鲁语、豪萨语、约鲁巴语等本土语言进行传播。最后，精准传播的有效实施还有赖于加强对非国际传播的后续影响力和效果的追踪评估。通过开展相关的舆情监测和调查访问，收集非洲民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情况，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来调整、改进下一步的传播策略，这都是提升对非传播精准性需要考虑的维度。

4.提升跨文化语境下对非国际传播的叙事艺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策略创新不仅依赖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协同与先进技术的采用，更要注重在跨文化语境下提升传播的叙事艺术。如何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指引打破国际传播中容易出现的单一国家叙事，建构起中非能够共情、共享的叙事，进而塑造与扩容中非“共同的意义空间”，成为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具体而言，对非国际传播的艺术提升可以从多个维度探析。

其一，“讲故事”的共情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讲故事作为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有助于打破文化差异，增进不同国家人群之间的理解，进而形成一种文化和情感的共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需要找准中非共情的“好故事”，比如脱贫减贫、医疗健康、安全与稳定等，然后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真正让非洲朋友理解这些生动的中国实践，并能从中吸取有益经验。

其二，对照的时空叙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一定的历史场域和空间网络之中，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基本观点，即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要始终在横向的中非联系与纵向的中非历史发展中来关照，前者将中国历史与非洲历史、中国现状与非洲现状联系起来，以打破仅仅从中国出发的孤立叙事，从而赋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的非洲意义与世界意义；后者从历史维度看待中非各自探索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探寻未来的合作空间。将中非置于纵横对比的时空叙事，是真正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更加全面，也更具说服力。

其三，“第三人称”的他塑叙事。除了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第一人称”讲述外，还应发挥知华友华的非洲友人作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丰富的中非人文交流活动和非洲代表团来华考察活动，让非洲朋友亲身体验、感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进而通过他们的“第三人称”讲述，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从而打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高语境文化，真正让非洲民众体验这一思想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实践。

五、结  语

总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有着独特的时代语境，既是中非传统友谊和现实交往的需要，也是全球谋求共同发展与突破治理困境的时代呼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西方社会乱象丛生、治理赤字严重，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和制度性衰退，资本主义用以化解危机的传统手段逐个失灵，难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危机。许多非洲国家早已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困境，正如南非共产党所言，全球资本主义正在接近一系列系统性的、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极限，这些极限包括物质的、生物的、人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维度，而建立可持续的世界的唯一希望就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彻底过渡。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局面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意义和全球价值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重大理论成果，很好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彰显了博大的人类情怀与全球眼光，其将自身与全球发展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应对经济、环境、疫情等重大挑战，提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这个全球遭遇空前挑战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加强知识共享与交流互鉴。作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好兄弟，中非在此背景下也更需要深化交往，加强对彼此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了解、认同与互鉴。因此，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正当其时，回应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呼声和需求，因为他们亟须跳出因照搬、复制西方发展道路而陷入的经济凋敝、政治衰败的困境，从有别于西方视角的“中国方案”中借鉴经验，真正拓展自身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正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的重要维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3]李新烽：《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4]李安山等：《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刘欣路：《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从西亚与北非的视角》，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6]吴传华等：《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