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nation.africa
非洲智库视角下的全球发展倡议
作者：周太东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非洲对推进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至关重要，非洲智库人士对倡议也给予了密切关注和讨论。近期非洲有关人士对倡议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01
倡议是中国作为“思想领导者”和“规范制定者”对西方提出的长期性挑战，是避免与西方大国直接冲突的明智做法
“中国全球南方项目”执行编辑、南非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科巴斯（Cobus Van Staden）发表文章认为，全球发展倡议体现了中国重塑自身作为国际发展伙伴作用的努力，有利于推动全球发展转型。倡议诞生于这样一种背景，即中国已经成为发展领域的“思想领导者”（thought-leader）和“规范制定者”（norm-setter）。倡议在这方面的意图和举措非常明确，中国将倡议定位为改善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制，为中国在发展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大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提升其领导力创造了有利环境。倡议对西方在发展领域的中心领导力以及维持这个领导力的各式各样的公约和规范也提出了挑战。这将导致中国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斗争长期化。“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都表明，中国正在对西方在核心议题上的领导力提出根本性的质疑，这包括有关发展是否是一种人权的争论。中国和多数南方国家都认同发展权，但美国出于对“国家权力过度延伸”的担心，并不认同这一理念。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渗透到全球政治各个方面的背景下，这种斗争的影响将是深刻的，将不再只是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非洲国家同时也担心受到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间接损害”。
立命馆大学非洲籍经济学教授基恩·克劳德（Jean-Claude Maswana）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抓住全球危机中的“机”，突破各种叙事“包围”的新举措。中国已经意识到，叙事或话语具有极端重要性，尽管“债务陷阱”已被证明不存在，但仍广泛流行。中国不再只依赖政府间关系，开始创新发展模式，开展更多文化交流，并有效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增进非洲等南方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哈佛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籍博士菲沃库勒（Phiwokuhle Mnyandu）表示，中国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过去二十年在全球经济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并没有塑造国际经济秩序，而是根据“二战”后的规则融入到现有秩序当中。但目前情况并不一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有两种方式塑造规则，一个是通过建立国际或区域机构和制度，在成员国中塑造规则，这是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即先制定规则，并根据规则开展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另一种是项目方法，通过加强相互联系、共同建设项目来建立或改善规则。这种方法更具经济性和务实性。中国正在通过第二种方法，渐进式地制定不同类型的规则，但同时不与现有大国发生直接冲突。通过在倡议和联合国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中国试图展示其并不寻求打破现有体系和取代任何主要利益攸关方的意图。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希望只是一个和欧盟等发展利益攸关方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方，而不是唯一一个作用方，这种做法很明智。
“发展再想象”政策分析师奥维格维（Ovigwe Eguegu）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很多国家将中国视作领导者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提供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结构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如果中国不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或相应解决方案，可能会辜负全球南方的期待。发展是全球南方很多国家的挑战，倡议强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表明中国愿与其他国家协力应对发展挑战的愿景。
02
非洲可以从中国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
菲沃库勒认为，非洲可以从倡议的理念和做法、以及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和与现有工业大国打交道的方式中，学习并吸取教训。
一是地缘政治斗争教训。中国应用避免直接冲突的方法与西方打交道，确保了自身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反，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运用了残忍的方式与殖民者进行斗争，因此留下了很多问题。
二是重视能力建设。与更强大的国家打交道，需要首先提升自身的能力，包括开发人力资源，才能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同时要加强谈判能力（包括与大国谈判的能力），否则无法在“成人”（大国）与“小孩”（非洲）之间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不要形成依附性。依附任何国家（包括中国）都很难成功，必须依靠自己。很多非洲国家早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高于中国，但现在均落后较大，主要是因为非洲将解决发展挑战交给了西方和世界银行，而中国则是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03
非洲要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逐渐把握主动权
菲沃库勒建议，非洲需要提升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并逐渐建立自己的共同立场。即使中国拥有最好的意愿，但如果非洲缺乏谈判能力，也难从合作中更多受益。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合同有关争端解决的条款通常要求“调解”，特别是在中国用中文进行调解，这对非洲不利。基恩·克劳德表示，非洲需要更加了解中国，才能和中国打好交道，才能从中国的倡议中受益。
奥维格维指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与非洲开展发展合作时，更坚持非洲国家需求导向，非洲政府在项目选择中发言权更大。非洲国家需要知道自己在倡议框架下需要什么，中国也期待倾听非洲的声音和视角。中非权力不平衡是个现实，但非洲国家可协调形成共同立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国家，有过自身被人支配的经验，因此不应因为自己强大，而像西方一样，在非洲国家合作中附加过多条件。非洲要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中吸取经验，中国提出重大倡议时，往往期待与伙伴国共同研提合作模式，以推进倡议的演进和落地。非洲越早提出自己的看法、期待和目标，就越能从倡议中受益。
菲沃库勒表示，非洲出现债务危机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债务陷阱”，更多是由于非洲经济结构问题。一是非洲不具备吸收大额投资的能力。非洲国家治国理政能力普遍不强，即使有发展和经济需求，但其融资和基础设施管理运营能力较弱，难以偿还贷款。二是非洲有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但没有定价权。三是非洲的贸易结构很不平衡，具有高风险性。菲沃库勒认为，由于不具备金融上的可行性，中国对非洲提供大型项目融资的年代已经结束。中国将吸取世界银行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友好和更灵活的方法，未来会转向更多“小而美”的项目。
图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