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非洲就是“丝路”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为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跟其他大陆一样，非洲人用无比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给我们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华章：古埃及、麦罗埃时期的努比亚、古迦太基时期或古罗马时期的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从唐代（618—907年）到元代（1260—1368年），在我国的文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关非洲的信息，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非洲之角和印度洋非洲海岸的信息。东非考古遗址中出现的青瓷、白瓷以及中国古钱币，可以证明“丝路”对非洲的重要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中国的商人就一定去过那里。从文献中出现的国别名称构成形式来看，作为中间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显示，从8世纪起，广东就有从事对非贸易的商团。但是，中国的商品不是通过公海的小帆船运往东非海岸的，而是在波斯湾或亚丁湾由穆斯林商人来转运的。

杜环的《经行记》是中国人直接认识非洲的最早证据。公元751年7月，穆斯林阿拉伯帝国军队与突厥叛军在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平原大败中国军队。数千名俘虏被押往布哈拉（Boukhara）与撒马尔（Samarkand），后来，在这些俘虏中，许多造纸匠、织布工或首饰匠等人在两河流域安家落户。其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官员。公元762年，他顺利地回到了广东并出版了一部题为《经行记》的游记。这部作品后来失传，但其中一些片断被收入我国当时的百科全书，即801年杜佑的《通典》，有1500余字保留至今。

书中提及了一个黑人国家。那里不种大米，不种谷物，不种草，也不种树，用鱼干喂马。再往内地走，则是一片山区，伊斯兰教徒和东方的基督徒混住在一起。医疗很发达，人们通过切开颅骨来治疗腹泻。从国名和描写的国情来看，这个国家可能就是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海边地带。当然，如果杜环描写的是如今被叫做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国家，那么，他提及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混住情形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整个中世纪这两个教派的信徒都生活在那里。也有人猜测他所描绘的国家可能是埃及或努比亚，或者是刚刚被穆斯林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整个的或部分的北非地区，因为直至12世纪那里仍然住着没落的基督社团；或者，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因为在伊斯兰教发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生活在一起；或者，可能是索特科拉岛（也门索特科拉省）这座驻守亚丁湾入口的阿拉伯海岛屿[1]32。

中国与非洲官方的直接接触始于明代。1405—1433年，中国大将军宦官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甚至更远的印度沿岸、波斯沿岸、阿拉伯半岛沿岸、非洲沿岸的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船队浩浩荡荡，比15世纪末的葡萄牙大帆船大上两至三倍，有的甚至大上好几倍，能搭载两至四万人，船员绝大部分是军人。船队带去的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带回的是香料和油膏的原料、异国动物的羽毛和皮毛、动物的角和珍贵木材。远征的目的在于记录这些奢侈品的来源和供应渠道，但更在于扬国威，使当地的君主臣服于中国皇帝，尤其是派遣使臣、进贡礼物这样的表示。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非在海上“丝路”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也决定了其兼收并蓄的外向型文化性质。其实，早在公元前2000年，上埃及女王谷的商人就经常往来于庞特地区，即今天的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也门红海两岸的经济贸易区。古罗马时期，人们管那里叫“阿扎尼亚”。在伊斯兰教出现的早期﹐为了躲避麦加迫害，第一批穆斯林迁徙至埃塞俄比亚，并受到了基督教徒纳加西国王的友好接待。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公元696年，为了加强传统友谊﹐倭马亚王朝（又译伍麦叶王朝、奥美亚王朝）哈里法麦尔旺派了一个使团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友好访问﹐并与王室大臣商定了贸易和伊斯兰教教育的协议。又据埃塞俄比亚地方志记载，公元8世纪“穆斯林七兄弟”在东非沿岸建立了一个王国，称为“非洲设拉子人”。阿拉伯史学家艾尔·马苏德著书立说，记录了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海外贸易的盛况。阿拉伯的商船横渡印度洋，从东非到中国，途径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此外，1154年他描述的著名的海上贸易航线，就是从阿曼到桑给巴尔。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白图泰到过摩加迪沙、蒙巴萨、基尔瓦，发现那里伊斯兰学者熟悉沙斐仪学派的教法，社会法制参照阿拉伯希贾兹地区的准则。12—14世纪，伊斯兰在非洲东部沿岸迅速传播，许多城市都形成了穆斯林小区，且就地取材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寺。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从欧洲沿非洲海岸探险，沿途发现阿拉伯商贾从亚洲到那里经商。他借用阿拉伯人的航海图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然后安全地返回。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许多非洲的沿海城市。那里市容整洁，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居民好客，文明礼貌，许多地方都有穆斯林小区。显然，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非洲早已卷入了洲际交流的浪潮，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强盛。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东非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的中转站。在塞内加尔出土的黄金胸牌就借鉴了阿拉伯人的工艺：“头部有花饰的钉子、阿拉伯花饰图案、金银丝细工或绞成绳索状的金丝组成的菱形图案连成的一个个同心圆[1]44。”直到今天，一些非洲国王在出席典礼时仍然会佩戴这种胸牌。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非洲还见证了城市的发展，非洲亲王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外国商人在那里安家落户，奢侈品和奴隶在那里频繁交易，清真寺和教堂拔地而起。那时的非洲还积极开发了自然资源，享誉全世界的黄金得到了开采，非洲的手工业和造船业也随之发展。

古代非洲的贸易范围很广，不仅仅是东非这一地区。从研究资料和出土的文物来看，西起撒哈拉沙漠和萨赫勒（Sahel）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东邻红海，中连尼日尔河与尼罗河中间的河谷盆地；北起非洲之角的高原，中接亚丁湾的非洲海岸，南抵非洲南半球的东部边界和马达加斯加。在这片横跨两个半球的区域，无论自然环境怎样，无论文化反差多大，这些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活动密切相关。就地理环境和人口的组成而言，中世纪的非洲积极参与了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自公元7世纪起，伊斯兰教在不断征战的过程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到了9世纪，这个由单一政权统治的帝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专断，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混居的情景随处可见。过去，埃及和北非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来由于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入了伊斯兰世界这个“中心帝国”。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政权不断向南扩张，最后在沙漠和绿洲终于停下脚步，不再让圣战向前伸展。除了重新划分边界，一条萨赫勒边界的商业市场由此应运而生。阿拉伯人发现了撒哈拉南部的非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波斯和东非海岸也然。印度洋宛如撒哈拉沙漠，岛屿犹如绿洲，跟骑在驼背上的沙漠商队一样，水手们投身于凶险的大海，希望在新的海岸发现带来丰厚回报的奇珍异宝。商人和朝圣者的往来、文化和审美参照的传播使得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人汇聚到了一起。从波斯帝国时代起，从印度的边境到地中海盆地，几千年来地处东西方贸易轴线的非洲第一次融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之中，而灌溉这方热土的正是一个庞大的经贸交流系统[1]23。

经贸交流系统离不开宗教的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迎合阿拉伯商人，11世纪，萨赫勒地区掀起了一股皈依伊斯兰教的热潮。国王们纷纷借皈依的行为来为本国的贸易造势，为伊斯兰教的商人的到来提供精神层面的保障。这样，伊斯兰教便成了维系不同族群之间重要的精神纽带：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来说，伊斯兰教是他们的护身符或通行证。而对于非洲的国王来说，伊斯兰教则是吸引外商不可或缺的筹码。因为皈依意味着国王周围有神职人员，意味着有弘扬公正之风的人物在场，而且这些人的意见会被国王所采纳。苏丹地区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内在信息是：这个国家适合进行对外贸易。从这一点来看，国王的皈依能够为王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并将所有地区或部分地区的商路收入囊中，所以皈依能让该国在众王国的竞争中获得决定性的优势。萨赫勒地区君王的相继皈依，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形势所作出的积极的政治回应。这是伊斯兰教在非洲影响力逐渐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非洲形成了一种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并存的和谐局面，王室和上流阶层皈依伊斯兰教，而当地民众仍可信奉传统宗教习俗。

对外贸易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国家的强盛。商人们出于贸易的便利，往往会选择在商道沿途定居，于是出现了一批居民点并逐渐发展成了城市。东非的阿伊达卜、柏培拉、摩加迪沙，南非的马林迪、蒙巴萨、基尔瓦，北非的开罗和马格里布地区的西吉尔马萨，撒哈拉地区的廷巴克图、加奥、瓦拉塔……这些繁荣富饶的城市主要得益于伊斯兰世界频繁的贸易往来。当时，西非三大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之所以国力强盛，能够征服周边弱小国家并将之纳入帝国的版图，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实现了对撒哈拉商道的控制，通过商道的贸易和税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来源。不论是加纳的首都昆比萨勒赫，还是桑海的首都加奥，在当时都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交流中心。例如，加纳地处今天的毛里塔尼亚与马里的交界处，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通过对跨撒哈拉贸易和黄金的控制，9—11世纪一跃成为西非的第一强国。处于鼎盛时期的加纳不仅地域辽阔，农业、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后来，商业城市奥达戈斯特被阿尔摩拉维德人占领之后，该国才逐渐丧失对商道的控制权并开始走向衰弱。

非洲商业交流的“路线”形成的时间不尽相同，其密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如果说伊斯兰教差不多是同时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从索马里至坦桑尼亚的广阔的地域，那么进入萨赫勒以南的地区的时间则相对要晚一些。总的来说，在地理学家的笔下，中世纪的非洲处在一个交流活动飞速发展的阶段，臣服于国王权威的商业城市充满了异国情调。东非成了“丝路”线路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欧、亚、非国际贸易中心。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换个角度或思维，否则就会被误导或陷入过于封闭的定性思维。古代非洲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积极加入了庞大的“全球”贸易体系，思考着如何在“丝路”的商业贸易过程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收益，能够协商贸易条件，接受社会的变革，尤其是宗教变革，并善于掌控变革的影响，进而转变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真正成为国际贸易的合伙人。

由于资料的缺乏，长达数百年的非洲中世纪历史至今鲜为人知。法国著名非洲古代史专家雷蒙德·莫尼（Raymond Mauny）对这一段的历史感到很绝望，曾经用“昏暗的”一词来指代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当然，作为非洲古代史的创始人之一，雷蒙德·莫尼这么说并不是想贬低非洲的过去，而是试图表达一种缺少可用的原始资料、无法追寻历史的挫折感罢了。非洲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应该归功于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是他开启了非洲新的时代序幕。但是，F·福维勒·艾玛尔的《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的问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在撒哈拉沙漠消失的城市中，透过不断发掘的废墟，我们可以感受到昔日“丝路”的繁华盛景：“回荡着各种语言的细语、街上母骡和单峰驼的脚步声、人们卸下驮鞍时牲口的嘶鸣、庭院里或清真寺前文明礼貌的商谈以及四处散播的私生活秘密[1]27。”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城市废墟更能让人同时体会到命运前的抗争与无助。被遗忘的世纪与重现的世纪犹如黄金反射的光芒闪耀夺目，却又转瞬即逝。

让非洲偏离“丝路”、偏离世界文明进程的罪魁祸首不是非洲人自己，而是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有关。有人把非洲人的贫穷落后归咎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懒惰，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文艺复兴使西欧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也正是这个时候，白人把有色人种推进了罪恶的深渊。14世纪，西班牙人开始贩卖从北非带来的黑奴，紧接着，葡萄牙人紧随其后。15世纪初，黑人奴隶市场在一些大城市悄然兴起。15世纪中叶，奴隶买卖只是殖民强盗一项附带的贸易活动。但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奴隶贸易急剧攀升。众所周知，塞内加尔戈雷岛上的奴隶堡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囚禁和贩卖黑奴的基地。那是一座坚固的木石结构建筑物，楼上铺设着地板，阳光充足，是奴隶贩子们的住所。楼下则是一间间奴隶囚室，每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同时关押15—20名奴隶。奴隶被戴上手铐和脚镣，还被系上一个重达14斤的大铁球，以防止他们逃跑。囚室没有窗户，黑暗、潮湿、肮脏。墙上只开了几个小洞眼，供奴隶贩子朝里监视。囚室分男室、女室和儿童室，一次能够屯集500—600人。在奴隶堡的底层，有条阴森森的通道直通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据说有近两千万的黑人奴隶就是从这里被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的。戈雷岛遗址有其独特的价值，反映了18世纪末的灿烂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真实写照。1820年，埃及发起侵略战争，让奴隶交易在尼罗河上游盆地肆意发展起来：从科尔多凡的南部、达尔弗蒂特（Dar Fertit）南部、加扎勒河地区，一直到位于埃塞俄比亚以南的加拉斯地区。19世纪下半叶，红海地区仍有大量的奴隶贩卖活动。1873年，一位英国议员表示，据伟大的探险家、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估计，每年有100万人被运到那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当然，在非洲的历史上，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中就有了非洲之角（今索马里）的奴隶交易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北非之后，把大量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以及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但是，毫不夸张地说，自14世纪欧洲人参与了奴隶贩卖这一罪恶的交易，黑人空前的灾难才真正地开始。

黑人的磨难多半与种族优劣论有关。在白人的眼里，黑人被视为需要“开化”的种族。这为他们发动殖民战争找到了“合法的”借口。当然，殖民的最初目的也许只是在另一个国家建立贸易机构，而不是武力征服[2]646。在埃米尔·德·吉拉尔丁（Émile de Girardin）看来，“殖民”和“征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扩张”存在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去征服，要么去开化[2]959。”其实，早在四十年前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1830—1848年），法国人就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在帕格奈尔（Pagnerre）的《政治词典》中，古尔赛勒·赛内耶（J.G. Courcelle-Seneuil）的观点是，殖民是最值得赞扬的征服形式，这是宣传文明最直接的方式。1885年7月28日，为了支持在马达加斯加海上示威所需要的财政拨款，法国议会主席费里在演讲中描述了以“开化”之名最终走向征服的过程。他认为文明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或强大的人格魅力（比如，刚果共和国首都的创建者萨沃尼昂·德·布拉柴）来进行传播，而不一定要借助于洋枪洋炮。但是，费里的亲信杜克莱尔（Duclerc）认为，只要能推动人类的进步，设立机构或进行征服都是合法的。共和党人史学家艾里亚斯·雷戈诺（Élias Regnault）也坚信，开化无非是一套用来更好地掌控自然的艺术和技巧，只有通过征服，才能将这些知识传递给被征服者。那些被征服了的人完全可以在第二阶段再主张政治自由并实现解放。因此，“开化”常常赤裸裸地变成了“征服”。19世纪40年代，法国政府选择了武力征服整个阿尔及利亚，而不是寻求与阿卜杜勒·卡德尔酋长的和解。1854年，未来的将军，也就是当时的塞内加尔上校、总督费代尔布（Faidherbe）根据过去与酋长签订的条约，放弃了和平关系。他从塞内加尔河开始军事扩张，并向酋长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以换取贸易的许可。英国殖民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宣称，流血是为完成使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3]25。《泰晤士报》为殖民战争大唱战歌，认为乌姆杜曼战役结束了“德尔维希”（Derviches）在苏丹的统治，这是文明力量与马赫迪的野蛮专制之间较量的理想结局。

不言而喻，非洲人在殖民战争中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托尔斯泰曾经写道，对于军官来说，战争意味着危险，意味着随时可能丧失性命，但也意味着有希望获得奖赏或职务的晋升；他不会考虑战争中的另一方，也不会想到战争意味着杀戮、残害其他士兵或山民[4]。用20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话说，殖民战争是“标枪与步枪的对抗”。这句话也许不够精准，但是基本上概括了双方在火力上的差距[3]455。欧洲人用枪炮夺走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命，战争中的数字能够说明所有的一切。譬如，在乌姆杜尔曼，有超过一万个“德尔维希”战死沙场，还有五千人被俘。除了战斗人员而外，许多平民在战争中或随后的安抚阶段死于非命。女人、老人、孩子跟游击队员混在一起，因而常常成了子弹和刺刀的冤魂，这种现象在攻占城市或村庄时司空见惯。通常，面对当地人的全面抵抗时，殖民部队的目标是占有一切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将其摧毁或者掠走。这是加快战争进度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伤害他们的荣誉或者爱国热情，那就要想方设法破坏他们的财产。拉莫尔西埃和比若在阿尔及利亚曾先后系统地实施过这一劫掠战术，给当地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一战略还包括抢夺牲畜、偷抢田里庄稼或仓库中的收成、砍伐果树、烧毁住房等。

试想，如果没有耸人听闻的黑奴交易，如果没有残酷的殖民战争，如果没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毁灭性的打击，今日的非洲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模样？这一问题令人深思。最近几个世纪非洲被迫与欧洲列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遭到了强盗们的“开化”和“开发”。然而，在“开化”和“开发”的背后，非洲告别了“丝路”的繁忙与盛景，这片祥和而神奇的大地最终陷入了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旨在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文化多极的世界构建，而西方的殖民强盗则走到了其对立面。在非洲，尽管白人在占领殖民地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力图推行“同化”政策，但从长远看，是徒劳且失败的。在《为知识分子辩护》一文中，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写道，在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下，西方知识分子是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为了正义，他们又不可避免地站到这一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其实，这种矛盾性在非洲知识分子的身上也十分明显。他们使用殖民者的语言以及西方思想为支撑的价值理念，但是常常又以某种方法创造出另一种思维方式，用以抗拒一种并不属于他们本种族的文化遗产。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他们试图摆脱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身份。20世纪中叶，在西方殖民统治行将就木之时，非洲的知识精英为了重构殖民地的文化传统，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战，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广泛支持。他们竭力从殖民统治非人的暴力中挽救殖民地的人性，尤其当一个社会的语言和习俗遭到蔑视或贬斥的时候，他们对于特有的混杂文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他们成了非洲文化的代言人，成了思想变革的先驱。

就法属非洲而言，塞内加尔的桑戈尔（Senghor）、阿尔及利亚的阿姆鲁什（Amrouche）、费拉翁（Feraoun）和亚辛（Kateb Yacine）、以及泛非意义上的马提尼克的塞泽尔（Césaire）和法农（Fanon）堪称这一思想变革的旗手[5]。由于地域的不同，殖民体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每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也不尽不同。例如，塞内加尔通过和平谈判脱离了法兰西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则经历了八年的流血冲突，而马提尼克至今仍然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从殖民时间来看，地域的差异也不容忽视。早在1635年，法国就在马提尼克开始殖民活动，而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则始于1830年，确立对塞内加尔的全面殖民统治则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此外，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殖民地的所属关系也轻重不一。阿尔及利亚甚至不被法国人看作他们的殖民地，而是被地中海隔开的三个法国的省份。对于塞内加尔的部分市镇，只要那里的人使用法语，积极推行法国文化，殖民当局就许诺他们拥有跟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显然，“同化”政策给法国文化创造了崇高而虚幻的理想境界，19世纪中叶，“同化”这一概念至少在理论层面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法国以及文化的恩泽赢来了一片颂扬之声，拿破仑三世宣称道：“我们应当同阿拉伯人共同生活，让他们顺从于我们的法律，让他们习惯于我们的统治，让他们臣服于我们的优越性，这不仅仅依靠于我们的武力，还有赖于我们的制度[6]。”法国殖民强盗坚信，法式思维的理性和逻辑将给他们心目中那些不开化的民族提供世界通用的工具，同时确保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巩固和发展。

“同化”政策与法语固有的价值理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追根溯源，这一学说源于启蒙运动。18世纪末，正如里瓦罗尔在《论法语的普遍性》中所主张的那样，那些鼓吹“同化”的人把法语视为一种本质上清晰的、合理的表达手段，认为在操着不同语言的殖民地可以作为统一的工具进行推广[7]。在他的心目中，法语可以帮助殖民地实现现代化，并可以确保他们进入“文明的”世界。共和党人费里认为：“高等族群不是为了寻开心或是出于剥削弱者的企图才去征服的，而是为了教化他们，为了让他们达到与自己同样的高度[8]。”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学习法语，让“土著人”能够掌握和吸收法国文化和思想的精神，同时确保法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尤其是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也认为，殖民地除非通晓一点法语，否则就无法在治理上和内心深处归顺法国。但是，“同化”政策只是法国人一厢情愿的美梦罢了。

在受过欧式教育的非洲人当中，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尽管他们的祖国与宗主国仍然保持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发现自己被孤立了起来，脱离了他们的同胞，同时发现法国根本没有真正把他们明确认定为法国人。针对20世纪上半叶阿尔及利亚的法语文学的现状，彼德·邓伍迪（Peter Dunwoodie）写道：“这些‘受过欧式教育的人’体现了殖民社会所造成的不合适、不自在、不稳定且有争议的文化杂交，有如两个面孔的罗马门神雅努斯自己跟自己作斗争一样[9]。”如果说法国的“同化”政策培养出了这一群思想家，那么在后来的实践中则加剧了他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形成。许多知识分子从自由、平等、博爱中得到启示，试图重新诠释广义上的人道主义原则，他们从《人权宣言》中的抽象概念出发，思考自由和平等对于那些试图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试图通过肯定黑人对普世人性的归属来消除人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并通过强调黑人的文化和民族差异来挑战宗主国“同化”的动机。将桑戈尔、塞泽尔、法农、阿姆鲁什、费拉翁和亚辛等人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正是对“人性”概念的思考。通常，“人性”一词作为抵制殖民剥削、奴役的非人性行为的象征，但并不意味着“人的天性”，而是呼吁在道德层面尊重世界各地的不同体验。这与权力和征服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会把思维模式强加于其他的社会。它强调的是大地上并行不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种统治或控制他人的社会制度。这里的“人性”与其他生命的形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与大地的节奏，甚至与桑戈尔诗歌中的动物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泛非的角度看，与许多坚持不懈地寻求黑人特性、黑人身份和尊严的黑人作家相比，法农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位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同化思想的马提尼克作家，深深地影响了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1939—1945年，他在多米尼加积极地参加了英国抵抗运动，后来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由法国力量”斗争的洪流之中。他发表的散文《黑皮肤·白面具》客观而深入地研究了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恶果，在法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他的笔下，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成了肤色偏见与内心自卑感的受害者。他成功地把殖民压迫所引起的心理异化后果加以理论化。在他看来，我们不应过分地夸大黑人的特性，黑人特性这个概念过于狭隘。他认为安的列斯人在白人犯下的罪恶之后，正经历着伟大的黑色幻想。在《饥寒交迫的奴隶》里，他认为黑人同胞必须要告别幻想，抛弃那些古老的信仰和先于生命的友谊。不要在无用的祷告中或可怜的模仿中浪费时间。为了非洲、为了自己、为了全人类，黑人同胞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发展新思想，并努力创造新人[10]。

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堪称黑人运动之父。他为歌颂泛非主义黑人文化倾注了毕生心血。1913年，他出生于马提尼克岛，青年时代受到雨果、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阿波利奈尔的影响。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9年，他的诗作《返乡笔记》终于与读者见面，他将满腔的愤怒和精神上的强烈反抗，以及对黑人应有的身份与地位的寻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安德烈·布勒东读了这部诗作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布勒东的眼里，埃梅·塞泽尔的语言宛如新鲜的氧气，他是一位不只是黑人的黑人，而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他展示了所有的疑问、所有的忧虑、所有的希望以及所有的狂喜，如同尊严的化身令人钦佩。《返乡笔记》对于理解塞泽尔的思想根源、“黑人特性”概念乃至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作品涉及到的主题有黑人英雄、殖民主义、解放、革命、非洲和暴政，在加勒比海、非洲，乃至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埃梅·塞泽尔把一生都用来讴歌黑人的历史和文明，把黑人特征和整个黑人世界的文化当作骄傲和自豪的源泉。他的思想里闪耀着启蒙哲学、泛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火花[11]。

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中非合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把非洲妖魔化的声音仍不绝于耳。非洲需要被理解，需要再认识。古代非洲文化灿烂，现代非洲伤痕累累，而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非洲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世纪的非洲其实是个积极参与“丝路”、面向世界的大陆。遗憾的是，从15世纪开始，白人的罪恶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比的灾难，19世纪殖民战争更是罄竹难书，它把世界分成了“白人”与“土著人”两个敌对阵营，使以前或许并不存在的种族主义观念走向了极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非洲意识正在觉醒，非洲大地需要文化认同和合作共赢。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旨在通过经贸往来促进亚、欧、非之间的广泛交流。非洲人完全有能力参与其中，鲜为人知的非洲中世纪就是个明证，那不是“昏暗的时代”，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黄金世纪”。非洲人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和智慧，成了“丝路”沿线举足轻重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今天，非洲正在觉醒，非洲正在腾飞，需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大家庭，需要同世界人民一道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解非洲，走进非洲，对非洲历史文化再认识，以正视听，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大地得以具体落实和推进的重要前提。